1948年11月，南京一间保密局办公室里，沈醉刚从云南赶来，便被毛人凤告知：蒋介石要他设法除掉李宗仁。这个说法主要见于沈醉后来的回忆材料，细节能否完全相互印证，学界仍有讨论，但它确实折射出国民党高层当时极不寻常的权力关系。
沈醉接到电话时，正在云南负责相关事务。毛人凤没有在电话里说清缘由，只催他尽快回南京。对一个长期在特务系统任职的人来说，这种“有要事相商”的通知，往往比直白的命令更让人不安。
到了南京，毛人凤没有绕弯子，直接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：“要你办李宗仁。”
沈醉没有马上答应，也没有当场追问。因为他明白，李宗仁不是普通政敌，而是国民政府副总统、桂系核心人物，背后还牵涉军队、地方实力和美国对华政策。动这样的人，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暗杀行动。
事情的根子，要从1948年的副总统选举说起。蒋介石原本更倾向于孙科，但李宗仁坚持参选。4月，李宗仁击败孙科，当选副总统。这场选举表面上是职位竞争，实际上却暴露了蒋介石与桂系之间已经难以弥合的裂痕。
蒋介石不能容忍权力中心出现另一个能够独立号召军政力量的人。李宗仁既有桂系背景，又在美国方面拥有一定声望，蒋介石担心的并不只是一个副总统职位，而是对方可能借此成为替代自己的政治人物。
有意思的是，蒋介石对李宗仁的防范，并不是从1948年才开始。早在北伐和抗战时期，蒋桂之间就多次合作、冲突，再合作。双方在军事利益上可以暂时联手，在最高权力归属上却始终互不放心。
而毛人凤之所以把沈醉推到前面，也有自己的盘算。
戴笠于1946年3月因飞机失事身亡后，军统内部权力重新分配。郑介民一度主持军统事务，毛人凤则凭借与蒋介石的长期关系逐步上升。沈醉曾是戴笠身边的重要干将，熟悉特务系统的办事方式，却并不等于真正掌握核心权力。
毛人凤后来成为保密局局长，与郑介民等人的矛盾也随之加深。沈醉回忆中提到，两人曾利用郑介民夫人生活作风和经济问题制造舆论，推动蒋介石对郑介民产生疑虑。此类说法带有明显的当事人叙述色彩，但可以看出，保密系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，彼此倾轧相当激烈。
沈醉原以为毛人凤上台后会念及旧情，结果却被派往云南。对毛人凤而言，把一个熟悉内情、又有独立影响力的旧部调离南京，既是削弱对手，也是保护自己。多年在这种环境中生存，沈醉自然知道，所谓“被重用”，有时也可能是被推出来承担风险。
据沈醉回忆，蒋介石后来曾单独见他。奇怪的是，蒋介石没有把任务说得十分具体，只是反复谈及沈醉过去的“功劳”，语气甚至显得亲近。
这种谈话反而让沈醉更警觉。
他后来回忆，蒋介石曾对毛人凤表示，叶翔之不适合承担此事，认为对方“书生气”太重，反而点名沈醉，称他“有经验，是个老手”。这句话若确实存在，所透露的并不是信任，而是蒋介石把沈醉视为可以处理秘密事务的人。
沈醉随后考虑过多种方案，包括制造飞机事故、利用李宗仁外出时实施袭击等。但李宗仁并非毫无戒备。他清楚自己已经成为蒋介石的主要防范对象，出行安排、警卫部署和公开活动都更加谨慎。
更麻烦的是，李宗仁身边并不只有个人卫队。桂系将领、南京方面的官员以及外国人员都可能关注他的安全。一旦发生意外，调查线索很容易指向蒋介石，行动失败的政治代价远远超过一次普通刺杀。
局势很快发生变化。
1948年11月至次年1月，淮海战役局势急转直下，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。蒋介石在党政军内部承受巨大压力，也遭到美国方面对其统治能力的质疑。1949年1月21日，蒋介石宣布“引退”，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。
这个转折，使李宗仁从需要被清除的竞争者，变成了蒋介石暂时需要利用的人。蒋介石离开南京后，国民政府的残局必须有人接手，军事失败、财政崩溃和谈判压力也需要一个名义上的负责人承担。李宗仁此时若遭遇不测，蒋介石反而会成为最直接的怀疑对象。
因此，针对李宗仁的计划据称被叫停。毛人凤只能通知沈醉暂停行动，原本准备中的路线、人员和方案也没有继续推进。
“现在不能动他。”这类命令背后的逻辑很冷酷：李宗仁活着，尚可替蒋介石承担政治压力；李宗仁若死，蒋介石既失去一个缓冲人物，又可能立刻背上谋杀政敌的罪名。
后来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仍不断发生冲突，双方围绕和谈、军政安排以及国民政府控制权反复较量。所谓刺杀计划是否曾进入具体执行阶段，公开史料并不完整，但沈醉回忆中的这段插曲，确实呈现了南京政权末期的一个特点：同一批人既要面对战场失败，又要在内部争夺退路，政治命令随局势变化而随时翻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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